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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四万“无袍法官”：在司法中看见全过程人民民主——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十年观察
“法律的殿堂与我熟悉的烟火人间，究竟有多远的距离？”这是甘肃省临洮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杨娟娟任职之初的疑问。履职两年后，她找到了答案：“法律是有温度的规则，司法里满是人间烟火，只有亲身参与，才能真懂什么是公平正义。”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驶入快车道，十年里实现两次关键跃升：2015年5月，10省(区、市)启动改革试点，用三年时间探索积累宝贵经验；2018年4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》颁布实施，有法可依实现跨越发展。
十年来，这项根植于中国国情的司法民主制度，努力破解“陪而不审、审而不议”难题，迈入广泛参与、实质参审的新阶段，有力促进了司法公开，保障了司法公正，提升了司法公信力，在我国民主政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成为人民群众体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平台。
2024年初，在香港西丽同乡会任职多年的黄少亭，收到了一份盼望已久的“惊喜”——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任命书。从那时起，她的生活节奏里，多了一份固定的行程：几乎每周，她都会准时出现在前海法院的审判庭内。
截至2025年底，全国人民陪审员总数已达34万人，较2013年扩大近3倍。得益于选任范围“一升一降”的科学调整：年龄从23周岁提高到28周岁，学历从大专以上放宽至高中以上，既保证了参审能力，又拓宽了普通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。
这一巨大转变，来源于制度的顶层设计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，要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，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，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，保障公民陪审权利，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。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。
2015年4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10个省（区、市）的50家法院开展改革试点，围绕选任条件、参审机制、履职保障等核心问题大胆探索。“一升一降”“两个随机”等创新举措相继落地，三年试点积累的成熟经验，为立法提供了坚实支撑。
2018年4月27日，人民陪审员法正式颁布实施。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规范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。法律明确了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，确立了司法行政机关牵头选任、人大任命、法院使用的协同机制，构建了三人合议庭与七人合议庭并行的审判组织模式，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进入法治化、规范化发展轨道。
有法律“夯基架梁”，选任程序更加规范透明。各地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，会同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落实“两个随机”机制：先从常住居民名单里随机抽选候选人，再从合格候选人里随机确定人选，并全程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监督，确保广泛性与代表性。同时，保留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方式作为补充，兼顾特殊专业需求。
2024年8月2日，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，一场人民陪审员宣誓仪式正在进行。法院领导宣读区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决定后，120名新选任人民陪审员在法官带领下，高举右拳庄严宣誓：忠于宪法和法律，忠实履行审判职责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
“以前总担心自己不懂法，不敢在庭审时发言，现在有‘事实认定问题清单’，让我的提问有的放矢。”在重庆姐弟坠亡案审理过程中，人民陪审员依据公序良俗发表的意见，为合议庭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提供了重要参考。这起案件由三名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，最终依法作出死刑判决，严厉惩处了突破人伦底线的犯罪行为，彰显了实质参审的法治力量。
为避免“陪而不审”，保障实质参审，制度设计精准发力。在参审范围上，明确涉及群体利益、公共利益，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第一审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，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；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、死刑，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，则须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。
为克服“审而不议”，各地法院普遍建立“事实认定问题清单”，强化法官对人民陪审员的指引、提示义务。法官会在开庭前梳理案件事实争议焦点，引导人民陪审员精准发问、有效评议。同时，严格落实个案随机抽取机制，开发“陪审通”等信息化工具，科学设定每名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审案件数上限（一般不超过30件），不让“驻庭陪审”“编外法官”等制度跑偏的情况出现。
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牛志勇，被随机抽取参审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。庭审前，他深入研究民法典、保险法和司法案例，并咨询保险实务专家；开庭时，他围绕保险条款中“合理医疗费用”“非医保不赔”“诊疗必要性”等争议焦点发问；调解时，他区分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诉讼预期，释法说理，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。
在专业领域，人民陪审员的价值同样不可替代。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审理九门口长城文物保护案时，陈玉等两名具有长城修缮与研究背景的人民陪审员，精准判断出喷涂广告对文物价值的损害程度，协助确定科学的修复流程与合理费用，有效补强了法官在专业领域的知识短板，助力合议庭作出公正判决。
数据显示，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后，全国人民陪审员参审刑事案件300余万件、民事案件超1000万件、行政案件130余万件，其中，七人合议庭审理社会影响重大案件4万余件。人民陪审员将群众朴素的正义观带入法庭，与法官形成优势互补，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、更合民心，显著提升了社会认可度。
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后，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等有关单位积极完善配套政策，《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》《人民陪审员培训、考核、奖惩工作办法》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，搭起了以人民陪审员法为核心，涵盖选任、参审、管理、保障全流程的制度框架，让人民陪审员“敢履职、能履职、愿履职”。
能力提升“多渠道”。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举办示范培训班，各地法院采取“线上﹢线下”模式，开展岗前培训、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，编印《人民陪审员履职手册》，开设模拟法庭、庭审观摩等课程。浙江省1.7万余名人民陪审员通过线上线下培训提升履职能力；北京、四川等地法院开发电子卷宗信息系统，方便人民陪审员庭前阅卷、熟悉案情。
管理服务“精准化”。各地建立人民陪审员“一人一档”，落实就职宣誓制度，健全考核奖惩机制，对表现优秀的人民陪审员予以奖励，对违反规定的及时惩戒退出。江苏法院开展“年度优秀人民陪审员”评选活动，激发人民陪审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；四川法院开发应用“智慧陪审系统”等信息化平台，实现选任、抽选、参审、管理全流程数字化，大幅提升工作效率。
经费保障“有力道”。多地已经将人民陪审员参审补助及工作开支纳入法院业务经费，尽最大努力改善人民陪审员在法院的办公条件。同时，向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发放《陪审案件通知书》《履职告知函》，邀请单位协同保障参审时间，较好缓和了“工陪矛盾”。
李文静从事未成年人法学教育多年，曾参审过一起特殊的校园纠纷案。两名小学生课间自由活动时不慎发生碰撞，一方家长因赔偿问题将另一方和学校告上法院。判决结果直接影响学校教学管理与学生权益保障，案件引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。
如何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？李文静查阅了大量典型案例，仔细厘清“校园意外”与“责任划分”的边界，提出“意外事件按公平责任分担损失”的建议：“既不能让学校怕担责减少校园活动，也不能让孩子怕磕碰不敢参加体育锻炼。”
合议庭采纳了她的意见，判决双方各担50%损失，学校无责。判决后，两个家庭解开了心结，孩子仍正常交往，学校也没有压缩体育活动。“案子审结后，看到孩子们能放心奔跑，学校能安心办学，大家都感受到了公平正义，这就是陪审的意义。”李文静感慨道。
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，娄江霞等4名来自社区、企业的人民陪审员，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参与审理。人民陪审员在评议中明确表示：“拐卖儿童不仅触犯法律，更践踏天理人伦，必须依法严惩。”这一基于公序良俗的价值判断，有力支撑了法院作出体现社会共识的判决。
“案件在法院审结，虽是参审工作的结束，但是法治传播的开始。”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刘国荣回到社区后，把一起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例编成“微故事”，转发到居民微信群里；又联系县司法局，在社区开设“法律夜校”，每周五晚上讲“那些容易踩的法律红线”。
“以前觉得‘犯罪’离我们很远，现在才知道，可能就是帮人转个账、借张卡的事儿。”居民王大叔听完课，深有感触地说。刘国荣知道，这正是法治社会需要的——让法律从“卷宗里”走到“生活中”，让“无知者无畏”变成“心中有戒律”。
牛志勇参与调解的“非医保不赔”案顺利履行，让当事人王某的母亲能用进口钢板固定骨折的左腿，康复效果超出预期。她让儿子给牛志勇发去她做家务的视频，感谢这位“有温度的人民陪审员”让她的家庭摆脱阴霾、回归正轨。
回到居民社区，牛志勇把他参审的类似案例改编成故事，汇编成一本“家庭意外维权指南”，分发给群众，几年来引导化解了105起纠纷。“参与基层治理，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项职责。群众爱听案件故事，枯燥的法律条文融在故事里，更容易让人听懂、记住、会用。”牛志勇说。
人民陪审员来自人民，代表百姓；在法庭上是审判者，走出法庭是宣传员；在程序中是参与者，在效果上是监督人。他们把群众心里的情理带进法庭，又把法律的温度带回街巷。一来一回之间，法治不再遥远，公正可感可及。
